蘇有朋：“那些過去的帽子已經框不住我了”

　　蘇有朋導演的第二部電影《嫌疑人X的獻身》上映了。拍這個電影，有人說是聰明的選擇，因為小說原作者東野圭吾擁有大量的書迷，他們無疑是電影的潛在觀眾，加之日本、韓國先前已經有了這部小說的電影版，觀眾對這個IP并不陌生;當然，也有人說，正是因為小說和此前的電影都已經獲得了贊譽，蘇有朋的選擇簡直就是挑戰極限。

　　但不管怎么樣，蘇有朋顯然正在用自己導演的作品證明，除了乖乖虎和五阿哥，他還有更強的表達欲和創造力。而這樣的身份轉換其實還只是外在的變幻，歲月留給他的積淀更多的還在內心——就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當他已經不介意人們只把他當成乖乖虎和五阿哥的時候，他的內心已經過了被頭上的光環束縛的年紀。

　　“如果你自己不喜歡這個故事，拍攝中的辛苦會讓你撐不下去”

　　記者：東野圭吾的小說《嫌疑人X的獻身》本身就已經非常有名了，而且此前還有日本、韓國等多個國家的電影版本，為什么還有選擇這部作品來進行改編?

　　蘇有朋：我覺得我不是一個電影商業運作中機關算盡的人。一般成熟的導演可能在拍一個題材的同時，他的團隊就會同時孵化接下來的項目，但我不是。我做導演是無心插柳，完全不在我的人生計劃內。

　　兩年前拍《左耳》的時候我用了比較文藝片的節奏，但那時候大家對青春片的定義還比較狹隘，所以《左耳》受到了很多爭議，這也讓我上了很好的一課。每個人來電影院的目是不一樣的，有些人是為了思考，有些人只是想來放松，所以作為導演，你必須在市場需求和自我表達中找到平衡，我覺得很多導演其實都在找這個平衡點。

　　在拍完《左耳》之后我對下一部電影并沒有特別的打算，一開始有人向我推薦過一個超級大IP，但我覺得兩個小時的電影，我剪哪一段都表達不完整，也找不到能夠準確表達的價值觀。我覺得電影如果找不到要表達的價值觀就很危險。有一次我突然聽說東野圭野的這個小說可以改編。其實很多人對東野圭吾感興趣，我也是他的書迷，只是他的作品版權鏈很復雜，聽說也就是因為這種復雜，之前沒有人能接觸到它的作品。當時有人告訴我這個故事可以拍了，我當時就很感興趣。我覺得對導演來說，如果你自己沒有真的很喜歡這個故事，拍攝過程中的辛苦可能就讓你支撐不下去。

　　記者：這個故事最打動你的是什么?

　　蘇有朋：它的復雜性，它沒有辦法用一個點來說。不管你到電影院只是想要放松，還是你想要獲得一些思考,不同的觀眾都可以在這個故事中找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成功的改編就是讓觀眾感覺不到你改編過

　　記者：改編最大的困難在哪里?

　　蘇有朋：決定拍這個題材的時候，投資人也有過質疑，我那時候真的沒想那么多，直到這個消息發布的時候，才發現東野圭吾在中國有這么多書迷，網上很多質疑聲瞬間撲面而來，我才明白原來這件事比我想象中受關注，要非常審慎小心地處理。

　　但最大的困難還是本土化。原著故事是發生在日本的，有些東西如果不處理好就會導致觀眾看電影的時候跳戲，所以必須讓大家感覺不到哪里做過本土化的改編，這樣你的改編就是成功的。一旦觀眾意識到這里卡了一下，那里改了一下，這樣的改編就有問題。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我覺得更難的是說故事，這不是一般的言情或破案劇，它對導演的邏輯能力和情感把控要求都非常高，把這個故事講到每個觀眾都明白其實就不容易。

　　記者：在大陸市場的本土化的確是這么多年來香港和臺灣電影人都在努力探索的問題。作為一位臺灣導演，要將一部日本小說進行大陸的本土化，你是怎么做的?

　　蘇有朋：我在大陸生活挺長時間了，另外我有自己的創作團隊。既然網友這么愛挑刺，我們就要比網友更能挑刺，先要有自我要求。我的團隊里也有臺灣人，比如這次編劇有6個人，只有一個是臺灣人，大陸的編劇都能為我們的本土化提供很多智慧和經驗，光是為了給臺詞一個字一個字地挑刺，我們就熬了很多個通宵。

　　記者：改編過程中跟東野圭吾的交流多嗎?

　　蘇有朋：不多，他應該是一個對自己非常嚴苛的創作者，所以聯絡上非常不容易。但他還是要求在改編完成后看劇本。我現在理解，他之所以有這個要求，其實完全不是要干預我們的創作，只是友善地提醒我們不要踩到版權的地雷。因為他授權的是他小說的內容，日本版有日本版的改動，韓國版有韓國版的改動，萬一我們跟他們有重復的地方，他會提醒我們。但他完全尊重我們的創作。這次的創作完全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創作，他也覺得改編后的劇本讓他覺得驚喜，并且希望能盡快看到成片。

　　“你不尊重這個市場，觀眾是會反擊的”

　　記者：曾經有導演跟我說，推理懸疑類型的電影最難的是邏輯和線索的鋪陳，前面的線索給多了，觀眾在最后就沒有驚喜;給少了，觀眾又會覺得看不懂。是這樣嗎?

　　蘇有朋：從讀者身份轉換到導演其實有質的變化。作為讀者，你不需要去分析作者用什么寫作技巧能在最后帶給我心靈上的沖擊，只要享受閱讀樂趣就好。可是我今天變成導演，我就得重新解構這個故事，要撇開敘事技巧來分析這個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用了什么方法來做這件事，你先交待什么、后交待什么，就決定了觀眾的感情站在誰的立場上。

　　《嫌疑人X的獻身》這個故事的議題是挺哲學的，小說中石神(電影中的石泓)這個人物為了達到一個非常圣潔的目的，采取了非常低劣的手段，這是故事的張力。作為導演，改編的時候那個故事的核心一定不能動，但你怎么去說故事，就代表著你對這件事的價值判斷，而這個判斷又不能太明顯，否則就會影響觀眾的解讀樂趣，所以是把導演的價值判斷偷偷地塞在里面。我希望提供一個比較全面的視角，讓觀眾自己去判斷，這是不同于之前的版本的地方。

　　記者：這幾年大陸電影市場發展很快，很多港臺電影人也都越來越想要融入這個市場，但卻往往遇到地區文化差異帶來的阻礙，你有這種感受嗎?

　　蘇有朋：大家現在都看到大陸市場蓬勃發展，我覺得你還是要帶著對電影的敬畏，不能有賺快錢的心態。另外，我覺得你要來這個市場發展，你就要尊重這個市場，要花時間來了解這邊的文化，跟觀眾要接近，你才能做出接地氣的東西來。如果你一味地想要移植自己的態度來這邊，觀眾是會反擊的。李安在美國成功，他也是多了解了美國的文化。

　　我已經過了被束縛的年紀

　　記者：你怎么評價自己從歌手到演員，再到導演的轉型?

　　蘇有朋：不全然是自己的主觀決定。但要說我自己最喜歡的身份，現在來說應該是導演吧。我現在沒有太多的表演欲，我的性格也不是太適合在銀幕前跟大家爭奇斗艷，這么多年來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宣傳花招，我也沒有用過。我覺得坐在幕后做一個思考者好像更適合我的性格。

　　記者：你會介意大家對你的思維定式嗎?比如說起蘇有朋就想起乖乖虎或者五阿哥。

　　蘇有朋：以前某些階段曾經有過。我人生有過很多階段，唱過歌，拍過電視劇、電影，演過話劇，現在又當導演。每個階段我都有自己的代表作，在那個當下我都很開心，因為被大家注意到了。可是每當那個熱度過去后，知名度就變成了一頂帽子，很難脫掉。曾經覺得因為那些帽子，你做的其他努力大家都看不到，我會覺得很不公平。

　　過去有人問：“蘇有朋怎么都那么不愛提小虎隊?”因為對那時候20幾歲的我來講，小虎隊已經出道差不多10年了，歌壇都來來去去幾代人了，我得自己想辦法挖掘我更多其他的東西，努力地呈現給大家，我才能繼續生存下去。比如說我帶了新的專輯或作品來，大家問的永遠是我過去的成績，我就會覺得為什么你們看不到我現在的努力?

　　但現在我不會再跟這些看法做什么抗爭了，人家這么問你也不代表他不喜歡你，他可能喜歡的就是他心目中的你。很多東西時間會給答案吧。就像20幾歲的時候我也是娃娃臉，剛轉型要做演員，我一定要告訴大家：“不要覺得我是偶像歌手，我現在是個演員，我是認真的”，你講再多沒有用，你需要作品和時間來證明。我現在到了這個年紀，我覺得那些過去的帽子應該已經框不住我了，沒有人會再叫我“小乖”了，我過了那個被束縛。(人民日報中央廚房·半畝方塘工作室 劉陽)